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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10月27日雾社事件发生。起义得到花冈一郎、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。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，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。因成绩优秀，他们分别被录用为“蕃童教师”和乙种巡查。他们本非兄弟，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“同化”蕃人的成绩，被改了名字。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，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，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。所以，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，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。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，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在27日上午8时之前，300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，其中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，进击雾社小学操场。
其后又经过几场激烈残酷的战斗后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逐渐撤退到山林中，起义领袖莫那鲁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。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。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。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无法施展，莫那鲁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，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。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，先派人前去招降，为莫那鲁道所拒绝；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、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，也未能奏效。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，存储用光。日军见屡攻不下，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，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多枚毒气弹，致使起义民众死亡惨重。12月1日，莫那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，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。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。
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，然后剖腹自杀。
第一次事件，日军的各种压迫，终于让原住民同胞忍无可忍，决定在1930年10月27日起义。1930年10月27日，日本政府为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(明治天皇的弟弟)死于台湾而举行「台湾神社祭」，雾社地区照例举行运动会，赛德克族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；于是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的族人，趁着清晨破晓时分，山地警察及其家眷尚在酣睡之时，首先发难，其后兵分多路，分成数队陆续袭击日本人所在据点，并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及通讯设备。
此一抗暴事件爆发后，「台湾总督府」紧急调派台湾各地之警察与军队进攻雾社，镇压起义山胞。29日，日本人攻克雾社，抗日原住民分成两线退守部落，莫那鲁道率领其中一线于31日在马赫坡社与日人对决。
第二次事件，1930年11月10日道泽群总头目泰目·瓦利斯被抗日的原住民杀死，让道泽群怀恨在心。更由于雾社事件日人利用各部落之间的敌对，使用“以夷制夷”策略，利诱胁逼此二部族组成“味方蕃”袭击队，投入战事，造成雾社各族群之间的仇怨扩大。但是因日本政府决定从轻处分雾社事件的参与者，造成道泽群愤恨不平，1931年4月25日，道泽群的壮丁组成袭击队，攻击雾社事件余生者居住的容所，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。
达到报仇目的的道泽群袭击队员，共砍下101个首级，提回道泽驻在所向日警“缴功”。此保护蕃收容所袭击事件被称作第二次雾社事件。后续迫害：事件前雾社是总督府理番政策的重点地区，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。因此总督府修正了台湾原住民的歧视政策，并且加速皇民化教育，对原住民做思想(洗脑)教育。并将原住民强制迁移到平地定居，过农耕生活。
雾社事件是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（今属南投县仁爱乡）的抗日行动。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(马赫坡社)，因为不满台湾总督府与地方政府的压迫而发起，牺牲人数近千人，仅次于西来庵事件。
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，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，雾社事件是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台湾反抗行动。台湾总督府于此事件之处理方式遭日本帝国议会强烈质疑，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到撤换。
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“蕃人”，视其为“野蛮人”。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，所以，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，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。从1906年开始，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、地雷、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，继而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、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“讨伐”。经过血腥的征服，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，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。
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。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。在平地的警察，尽管凶恶，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“文明统治”的法律限制。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，更没有什么限制，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。警察对于“蕃人”可以任意进行搜查、辱骂甚至毒打。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、建桥等繁重的苦役。对于受雇从事伐木、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，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。一些好色的警察，更是随意欺侮、奸淫原住民妇女。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，一旦调任，即将其妻抛弃。这些警察被称为“草地皇帝”，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。1930年雾社事件的爆发，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。 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，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，兴修他们的神社。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，视森林为圣地，视巨木为守护神，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，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，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。何况山高路险，警察为使树木完好，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，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，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。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，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。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，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·鲁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。
1930年10月7日上午，莫那·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，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，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。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。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。没想到，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，还挥舞手杖打人。达拉奥受此侮辱，怒不可遏，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，把吉村掀翻在地，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莫那·鲁道曾去过日本“观光”。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，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。此时他见吉村如此，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。
第二天，日本警察以“侮辱官宪”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。莫那·鲁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，牵连其他人，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。但吉村不依不饶，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。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，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·鲁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，大祸即将临头。
莫那·鲁道知道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，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。经过紧张的准备，他们选定在1930年10月27日正式发动。
莫那·鲁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。在下决心起义之后，就秘密进行联络，勃阿伦、荷戈、罗得夫、太罗万、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·鲁道的起义决定。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、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。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，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。因成绩优秀，他们分别被录用为“蕃童教师”和乙种巡查。他们本非兄弟，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“同化”蕃人的成绩，被改了名字。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，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，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。所以，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，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。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，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1930年10月27日，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岛，发生了血腥的雾社事件。这场原住民与日本人之间大冲突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，因为此时台湾正处于日据时期。1895年，一纸《马关条约》让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对于台湾，日本也算是苦心经营，1919年开始，日本政府在这一美丽宝岛上，开始建造各项基础设施，比如自来水、电力、公路、铁路、医疗、教育等等，不过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，日本人的掠夺是多于建设。
台湾的原住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，他们采用游耕，打猎的时候又跟着猎物跑，所以重视的是土地的使用权。
而日本是个现代体制的国家，他们认为土地的资源如果认定不是私人所有，就要成为公有，这样一来，原住民生活的空间日渐狭窄。雾社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，而是此前长愁短恨的多年积怨所致。
雾社位处台湾中部，风景优美，交通发达，曾经是日本的山地模范部落，也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脉的重要基地，不过在日本人的眼中，雾社的泰雅族人无非是蕃族蛮人，化外之流。
1930年10月27日，是台湾神社大祭典，雾社地方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运动会，泰雅族人认为这是起义的最好时机。第二天，泰雅族人利用运动会，升旗唱国歌为信号，冲进会场，发动总攻击，杀死日本人共计134人。
事件发生之后，日本人立即调动大批警察与军队，在日本正规陆军及警察的进攻之下，抗日雾社的泰雅人退守断崖绝壁，地形险要的山林洞窟。然而他们最终还是为日军所攻破。
雾社起义的六个社当中，能作战的壮丁共1236人，最后有644人死亡，其中290人自杀。
泰雅族人是以上吊的方法自杀的，从当时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，一棵吊了很多人，以至于树枝都弯曲下垂。有的妇女为了让男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勇敢作战，就自己先自杀，十分地悲壮。
雾社首领莫那·鲁道看到大势已去，把妻子打死，也在山洞中自杀，他的尸体没有完全腐化，有一半变成了木乃伊。
1933年他的遗骸被日本人意外寻获，日人将其送至台北帝国大学，土俗人种研究室作为学术标本。1974年，国立台湾大学在其族人和长老强烈的要求下，莫那·鲁道的骨骸，方返还雾社的“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”下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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